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新周刊(ID:new-weekly)
作者:安老板

内娜·帕特尔医生的诊所里,有很多印度代孕母亲。
“你觉得代孕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吗?”
“当然不会,我觉得它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,非常特别的女人才会做代孕母亲......”
内娜·帕特尔(Nayna Pately)医生对着镜头说,她佩戴的珍珠项链闪闪发亮。
2013年,BBC纪录片《代孕者:House of surrogates》拍摄的是内娜·帕特尔医生的诊所(Akanksha Infertility Clinic),以及诊所里代孕母亲们的生活。
印度的“代孕之家”。
处于社会边缘的代孕行业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,印度商业代孕产业链因涉及医疗技术、女性权益、人性道德等问题,也变得饱受争议。
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,曾被称为“四大文明古国”之一的印度,正在变成“代孕王国”。
2015年10月,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(ICMR)发出了通告,禁止海外客户在印度寻求商业代孕。
此举遭到当地人民的抗议,他们担心内娜·帕特尔医生诊所关门,自己就要生活不下去了,或者将“从事更艰巨的行业”,暗指性服务业。
内娜·帕特尔医生说,以代孕产业维生的印度Anand地区,“起码有5000个家庭依赖着代孕链生活”。
这些母亲期待通过自己代孕,可以养家糊口、送自己的孩子上英语学校、还债、修一座属于自己的大房子......代孕,能改变贫穷,所以从事代孕工作天经地义。
漂洋过海,只为重金求子
内娜·帕特尔医生的发迹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。
1991年她所开的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诊所,第一笔代孕生意的成功,让内娜·帕特尔医生成为了印度的“送子观音”。
内娜·帕特尔医生的诊所,以超高的成功率,已经实现了一千多起成功代孕案例。
世界各地的夫妻漂洋过海而来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重金求子。
当然,远道而来的人们也是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的。
他们选择印度代孕,不仅仅是因为内娜·帕特尔诊所的代孕成功率高,医疗设施相对齐备,更多的还有经济因素。
在印度只要花上2.8万-3.8万美金,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孩子,而在欧美国家得到试管婴儿,则会花三倍以上的成本!
此外,印度家庭已经默认了代孕行业的游戏规则,他们更加老实、贫穷和隐忍。
只要遵循协议,一手交钱,一手交孩子,此后两家关系断得一干二净,代孕妈妈绝对不会千里迢迢纠缠求子家庭。
“9个月后,你娩出的孩子跟你没有关系。”
来自加拿大的芭芭拉和米歇尔夫妇,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怀孕,于是他们辗转来到了印度找内娜·帕特尔医生。
花了2.8万美金得到了一个可爱的孩子,芭芭拉带着孩子去市场买小小的衣服,带孩子去公园玩......俨然是自己的孩子,所以芭芭拉感到非常幸福。
但是芭芭拉没有奶水,印度代孕妈妈Edan还需要经常给孩子喂母乳。打心底说,Edan并没有像冰冷的市场关系那样,觉得自己生下来的只是一件商品,她对孩子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。
等到孩子的护照办下来时,也就到了孩子跟Edan分别的那一天。
芭芭拉和米歇尔打包好各种行李,临上车前,Edan才含着泪水依依不舍地把孩子递给加拿大夫妻,换来的不过是钱、礼节性的拥抱和一句“Thank you so much”。
同样,当来自美国的Amy从代孕妈妈手中接过孩子,并马上要把他带回得克萨斯州时,虚弱的代孕妈妈从床上坐起来,反复叮嘱Amy要照顾好他。

在代孕妈妈看来,毕竟这是她的子宫孕育的孩子,被活生生地切断血缘关系,她感到强烈的失落感和不舍,泪水忍不住地滚下来。
 
“有一些沮丧,因为那个在我子宫里待了9个月的孩子,今天要走了。”
但是没有办法,签订了契约就要接受残酷的游戏规则。
最后代孕妈妈目送Amy抱着孩子离开,再一次跟Amy说要照顾好孩子。Amy头也不回地走后,代孕妈妈才伤心地关上了门。
“请照顾好他。”
“如果不代孕,我没法生活”
代孕产业的发展,每年都能给印度带来一亿英镑的进账,对当地人来说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。
Anand地区的人们,都指望着这个行业生活。
如果懂一点英语,又会照顾孕妇,那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类似助产婆的工作;如果年轻,体力好,身体也健康,而且家里同意的情况下,妇女也可以通过协议成为一位代孕妈妈,然后住进内娜·帕特尔医生的“代孕之家”。
众多的丈夫没有办法养家的时候,就只能无奈地让妻子给他人代孕,以此来养活自己的孩子。
他们试图宽慰自己,他爱他的妻子和孩子,但现在只不过是出租一下女人的子宫,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。
Vasahti是一位代孕妈妈,她有一个聪明的儿子和可爱的女儿,孩子们通常也会跟着她丈夫一起,每周走12公里到代孕之家去看她。
“我想尽快回家。”
Vasahti的丈夫每个月挣大概40美元,却要养活一家七口人。因为Vasahti的嫂嫂一家子也跟他们同住,租来的小屋子显得拥挤不堪。

“每个月40美元,还要付房租、水、电、气。”
他们急需要钱送孩子们去读英语学校,还有在敞亮的地方修座大房子,于是Vasahti做了代孕妈妈。
尽管一次代孕需要花上2.8万-3.8万美元,但经过层层抽成,实际上代孕妈妈到手的钱却是6千美元,有的人甚至连6千都不到。
代孕妈妈说道:“我自己的儿子7岁了,女儿5岁。”
当然,代孕之家的妇女们有时候也会聚在一起,抱怨各种事物,比如薪水少。
内娜·帕特尔医生告诉她们,出了这个门,你在印度再也找不到如此收入的工作了,你就算出去租个房子自己生产,每个月都要花上一万多美元,况且这里还有良好齐备的医疗设施。
抱怨归抱怨,代孕妈妈们非常清楚,对当地家庭来说这些钱无疑是一笔巨款了。
如果单靠男人谋生,这笔钱需要挣一年,而女人只花九个月。
她们聊起男人:“他赚不到钱,他要去偷窃。”
聚在诊所里的代孕妈妈,有的是第一次代孕,有的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手。她们花九个月的时间,为漂洋过海来印度的外国夫妻进行代孕。
拿到钱后,再眼睁睁地看着刚出生的孩子被抱走,此生都不会再见。
更惨的是,代孕也并没有那么有保障。
比如一位印度代孕妈妈曾给日本夫妻代孕,但是孩子生下来之后,日本夫妻却离婚了。
孩子的抚养成了个大难题,“最后在印度政府根据最高法院指示给予婴儿旅行证明后,日本政府以人道主义理由向孩子发放了一年签证后,问题才得到了解决。”
除去要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分别,代孕妈妈们还要忍受周围人的眼色。
Vasahti说,当周边的人都知道她在做代孕妈妈的时候,他们一家在当地待不下去了,人们对他们非常地刻薄,用非常糟糕的话指责她。
舆论令代孕妈妈过得很痛苦。
像Vasahti这样的家庭,已经算非常幸福的那一类,因为丈夫和孩子都非常爱她。
同样在代孕之家的一个女人抱怨道,她丈夫总是指望她出门挣钱,而自己好吃懒做,内娜·帕特尔医生听完,说,“那就离开他”。
“他(丈夫)侮辱我,找我要钱。”
事实上,很少有代孕妈妈会离开丈夫。
性别不平等,是万恶之源
2015年,印度政府立法规定,禁止国内女性为海外客户提供商业代孕服务。在此之前泰国、墨西哥等国家也已经明令禁止商业代孕。
因此,印度Anand地区代孕产业链发展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打击。海外客户的流失,意味着代孕只能为印度本国国民服务,当地代孕妈妈的数量相比之前减少了一半以上。
“我挺开心的,我们能舒服地一起过日子了。”
那么市场供求催生的利益链就此断掉了吗?天真。世界代孕交易市场依然兴盛,并蔓延到乌克兰、柬埔寨、中国等地。
搜狐后窗记者曾报道过一个代孕版“我不是药神”的故事,“中国处在一个最渴望孩子的时代,‘送子’成为一门生意。”
主人公梁波本是普通的生意人,中国人对生育的执着让他看到了一线商机,于是他搞起了代孕生意。
代孕,是条生路。
梁波将国外承认代孕合法的地区作为根据地,把国内客户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根据地,通过当地的技术,让客户成功地得到孩子。
雪球越滚越大,梁波有了自己的信众,诚心求子的中国夫妻将梁波视为代孕“神父”。
那些用子宫孕育了孩子的代妈,在梁波眼里,也不过是利益驱动,“我这么多年就没有见到一个代妈对孩子有感情的”,他脸上的沟壑皱到一起,“都是为了生活而来”。
湖南娄底的一个代妈,孩子出生后,在梁波面前她抱着宝宝不肯松手,说“舍不得你呀”。“结果客户红包给她一加,5000块钱,她就松手了,最后孩子连摸都不摸一下。”梁波轻叹一口。
可见,女性面临极度贫困时,所付出的是作为女性最原始的生育能力,用自己的子宫当工具一样去赚钱。除了代孕,因女性贫困、社会地位不公而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。
比如前文提到的,印度Anand地区人们抗议,表示如果禁止代孕,当地女人或许会“从事更艰巨的行业”,暗指性服务业。而在东南亚地区,女性从事性服务行业更是由来已久。
佛光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尚懋在论文《泰国性产业的政治经济分析》中指出,泰国女性的地位始终次于男性,社会对男性的容忍度也比女性要宽容许多。
再加上二战的历史原因,泰国的性服务产业在二战后相当兴盛,并且该产业产值一度占泰国GDP的10%-14%!众多女性为了脱离贫困,选择做性服务者,出卖自己的身体换取维生的成本。
在贫穷、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,女性常常是先被牺牲的对象,靠女性出卖身体来维持一家生活的情况,至今屡见不鲜。
 
Vasahti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长大,有一个光明的未来,不要再像她一样做一个代孕妈妈。
自然赋予女性生育、繁衍的能力,是女性给社会的馈赠,为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,人类一代接一代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。她们是男性的长辈、姐妹、妻女,是男性的血肉至亲。
但男权社会中,男性往往不懂得生育和繁衍给女性带来的痛苦。女性的生育付出,回报稀薄,且得不到尊重。
同样生而为人,女人却总要面对身体被工具化、价值被忽视、尊严被羞辱的惨烈境遇。
她们活着,却是为别人活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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